巴林队则在上一场比赛中遗憾地败给了阿联酋苏州股票配资平台，目前小组排名垫底。 他们在进攻端缺乏有效的手段，在防守端也出现了漏洞。球队核心球员艾哈迈德·阿拉维在上一场比赛中表现平平，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不过，巴林队也拥有像阿卜杜勒·拉赫曼·马阿塔等实力球员，他们将在本场比赛中全力以赴，争取战胜对手。
如果说小岗村农民按手印签协议的事件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那么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信的事件，则拉开了中国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
我把两个事件对应起来，简称为——小岗村与“福建厂长”。
前几天看到吴晓波的文章，说他收到了黄文麟给他写的一封信，论及了40年前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要求“松绑放权”的事件。
吴晓波写道，“给我写信的黄文麟当时是福建省经济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正是这封信的主要起草人和发表推动者。在某种意义上，公开信其实是福建官员与数十位厂长经理们唱出的一台松绑双簧戏。”
后来，我又看到了“福建省纪念松绑放权40周年暨全省企业家大会”的报道，以及我当年的老领导、福州市常务副市长、原福州铅笔厂厂长、55位厂长经理的代表龚雄先生在大会上发言。
这引发了我的回忆。
1984年，当时，我在福建计算机厂工作，大学毕业两年，被提拔担任了厂里的中层干部，当然很关心国家大事，盼望改革开放。
现在看到这一系列的回忆文章，有感如下——
1.小岗村18位村民签协议按手印的举动颇为悲壮，当事者都是普通农民，时间是1978年。协议只有短短几句话，最后一句话是，如果干部为此坐牢，大家有责任把他的孩子抚养到18岁。
这是协议的核心。
1979年，小岗村取得了粮食的重大丰收，此事逐级总结、逐级上报。1983年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农村联产责任承包制的文件，正式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并且对城里人有所触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之风向城里吹来，恐怕是一种必然。农村的、农业的承包制，一包就灵，那么，撬动城市的、工业的改革支点会是什么呢？这是所有改革者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2.“福建厂长”松绑放权信的时间是1984年3月，此时，多了一些激情，似乎没有了悲壮。
“福建厂长”事件的发起人是55位福建省有关企业的厂长、经理。
换一句话说，他们都是国家干部系列编制的人，也都算是某一级的领导干部。
当时他们开会，听取的是中日合资公司福建福日电视机公司（1981年成立）总经理游廷岩和福州铅笔厂（已经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放权试验）厂长龚雄的经验介绍。
众所周知，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具有强烈的改革精神，是中央派来的一员改革大将，他已经到处在讲话和写文章，要求各级政府机构对企业放权。
3.事件的发展过程，如吴晓波所说，有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们一起唱双簧戏的味道。
当时他们以福建省厂长经理协会的名义开会，多年的会长可能还是由政府官员担任的，应该就是当年的福建省经委副主任黄文麟，秘书长是福建省经委企业管理处处长滕能香。
他们明显地起了引导甚至主导作用。
会议当天晚上（3月22日）写好了信，第二天（3月23日）送到省委书记项南的办公桌上，第三天（3月24日）就在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六天后（3月30日）人民日报就转载了，然后引发了全国的大讨论。
如果说这是一出双簧戏的话，前面似乎还要加一个定语，是政府导演的双簧戏，总导演应该就是省委书记项南同志。当时“福建厂长”要求的松绑放权，主要是厂内干部任免权和奖励基金分配权。
“福建厂长”的遣词用句很有水平（后来知道主笔者是黄文麟），例如“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向你们伸手要权。我们知道目前体制要大改还不可能，但给我们松绑，给点必要的权利是可以做到的。”
这几乎是政治家智慧的表达。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紧接着，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今天，我们有理由把这一出戏的编剧想象为更高层的人士，尽管他给出的可能是粗线条的故事梗概。
4.说“福建厂长”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毫不为过。它是后来轰轰烈烈的国有企业改革运动之风起处的青蘋之末。
后来的重大改革是我的导师厉以宁先生倡导的股份制改革。厉以宁先生首次提出股份制建议是在1980年的夏天，那时他出席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他建议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股份制企业，来解决知识青年回城的就业问题。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明确提出股份制是改革的方向，并为此大力鼓与呼。股份制改革最终在1997年正式写入党的十五大报告，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
今天，各级的国有企业的主体已经是股份制企业，其改革成果有目共睹，国有企业实力空前。例如，福建的紫金矿业，是福建龙岩市上杭县政府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国有股份制企业。在实践中，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是国有企业松绑放权、承包制之后的另外一次重大突破。
了解历史的人知道，大约从1986年到1992年，还有过一段承包制的试验，典型例如石家庄造纸厂的马胜利，其后，慢慢走向了股份制，走向了现代企业制度。
5.“福建厂长”事件发生时，我在福建的国有企业工作，对此感受很深。
我本人就是在这个改革春风之下，1984年初，受福建省属公司的委派，到厦门去创办新公司。
新公司是福建省属企业和厦门市属企业共同出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双方共同组建董事会，董事长由厦门一方委派，总经理由省属企业委派，我是省属企业委派的总经理，当年28岁。
当时我就是被松绑放权了的国有企业总经理，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例如，我用的中层干部全部是刚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我们有权在适当范围内确定工资和奖金制度，事实上我们企业经营的效果很好。
从此，开启了我八年的国有企业领导者生涯，逐级升任至省属母公司的总经理，曾被评为福建省首届优秀企业家，后来担任过福建省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以及策划“福建厂长”事件的那个福建省厂长经理协会（福建省企业家协会）的副会长。
这是我转型成为学者前的一段重要实践经历，也使得我常有记载历史的冲动。
6.4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纪念“福建厂长”事件，并不仅仅为了缅怀历史。
我相信，福建省委、省政府隆重召开大会纪念这个事件，更是为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我看到，在大会上发言和参加大会的企业家包括了各种类型的企业，有国企、民企、外企，省委、省政府领导强调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相对于大家熟知的民营经济占“56789”的说法，福建的民营经济是“78999”，民营经济贡献了72%的税收、83%的GDP、90%的技术创新成果、92%的城镇就业、97%的企业数量。据说晋江市的数据是“99999”。
那么，在这个时代的松绑放权的对象是谁？松绑放权的内容是什么？福建省的官员和企业家们在新形势下还会演绎出什么样的双簧戏？
未来的历史会不会再书写一把？作为福建人，我们是很期待的。
7.看到各种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报道，提及“福建厂长”事件中的几位主角，我和他们都熟悉，因此感到很亲切。
因为父亲与黄文麟、滕能香是福建省经委的同事，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我称呼他们为叔叔；
龚雄在1984年“福建厂长”事件后不久就被越级提拔为福州市副市长，有一段时间是我的领导，我至今称呼他为龚市长；
游廷岩当时是福建红极一时的企业家，后来和我同为福建省电子厅下属一级公司的领导，常在一起开会；
福建日报当时具体负责这个事件宣传报道的副总编辑徐明新是我父母亲的老战友；
40年后的今天，作为这一幕历史剧的观众，我要代表中国经济管理学界向他们鼓掌喝彩，表达敬意。
今天中国的局面，是过去一件一件“做对的事情”导致的结果，“福建厂长”就是一件重要的做对的事情。同样的道理，中国今后的局面，也有赖于我们今天继续“做对的事情”。
沧桑巨变，“福建厂长”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它更多代表了一种勇于改革、锐意进取的精神。
穿越40年的时光，我仍然能够感觉到他们当年在困顿中的激情。让我们继续看戏，也许好戏还在后面，新的主角们正在陆续登场。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必然如长江之水滚滚向前，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作者系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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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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