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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人心中，黄艺博和孙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存在。黄艺博成绩优秀，天赋异禀，未来似乎是一片光明。毕竟能得到“五道杠”的少年也是屈指可数的存在。

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定西藏叛乱，解散政教合一旧西藏地方政府，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在整个西藏全面开展民主改革，废除奴隶制，占旧西藏人口95%以上的广大农奴翻身解放，3月28日由此被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时值百万农奴解放65周年，回顾西藏经济社会65年飞跃，展望其可持续发展关键，正当其时。

改革这些年

回顾65年来西藏经济社会天翻地覆的巨变，称之为“发展跨越千年”，实不为过，而这一巨变又是整个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地位产生根本性巨变的结果。

1951年和平解放之时，进藏解放军和干部们面对的是一个工商、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现代事业全部一片空白的落后社会，没有一条现代意义上的公路，没有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工业……能够沾上现代文明边缘的事业仅有一座断断续续发电的125千瓦小水电站，产出的电力也仅供少数上层统治者享受。

西藏现代化建设从和平解放开始酝酿，从民主改革开始全面启动，65年发展结果，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千年，从经济规模到产业结构全方位飞跃，公共服务体系完备，基础设施“秒杀”周边所有国家甚至在不少方面超越西方国家，在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基础设施、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西藏从全方位落后于邻国飞跃至全面“碾压”邻国，已经随国家主流建成一个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现代社会。

旧西藏经济结构以农牧业为绝对主体，1951年GDP构成中第一产业占比高达 97.67%，但其生产方式生产条件总体而言恐怕还不如内地唐宋时期。和平解放与民主改革后，水利、农机、化肥等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引进西藏。上世纪70年代初，旱灾席卷几乎整个亚洲，主要国家粮食产量都出现了较大幅度减产，阿富汗从这场旱灾起逐步滑入数十年动乱战乱深渊，中国则通过强有力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度过了这场冲击。在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西藏在1972年第一次出现了8.413万公顷有效灌溉面积，到2022年，西藏耕地灌溉面积已达30.46万公顷。

伴随着农业生产技术进步，西藏农牧林业产品日益丰富。1972年，西藏粮食产量统计数据中第一次出现了稻谷和小麦两个项目，当年产量分别为1462吨和48572吨；2022年分别达到5000吨和18.8万吨。在墨脱等地，甚至涌现了西藏前所未有的茶产业。

西藏1956年第一次出现了发电量统计，当年发电量3万千瓦时， 2022年已达128.23亿千瓦时，其中水电105.57亿千瓦时。

1954年青藏、康藏公路通车，统计中第一次出现了西藏公路里程数据，为1988公里，当年民用汽车拥有量71辆。民主改革前夕的1958年，公路里程达到5648公里，民用汽车拥有量为1330辆。到2022年，西藏公路里程已达120852公里，铁路里程1188公里，民用汽车拥有量达到71.52万辆，其中私人汽车拥有量61.52万辆，当年注册民用汽车数量44816辆。

1959年民主改革当年，统计中第一次出现了在校学生数，小学、普通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分别为16300人和1732人。1965年，统计中第一次出现了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据。2022年，西藏小学、普通中等学校、普通高等学生在校学生数分别为375623人、229822人、42518人。

民主改革前夕的1958年，西藏统计中第一次出现了卫生机构、卫生机构床位、卫生机构技术人员数据，分别为43个卫生机构，174张卫生机构床位和502名卫生机构技术人员，每千人口卫生机构床位数为0.14张。到2022年，上述指标分别达到了6906个卫生机构，19992张卫生机构床位和26420名卫生机构技术人员，每千人口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了5.49张。

所有这些方面开天辟地般的变革，让西藏经济规模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扩张，经济结构从“前现代”状态进入现代。从和平解放的1951年至2022年，西藏GDP从1.29亿元上升至2132.6亿元，增长1652倍，2023年进一步上升至2392.67亿元；人均GDP从114元上升至58438元，增长512倍，按当年人民币平均汇价折算合8688美元，逼近1万美元大关；西藏经济结构从第一产业占比97.67%，转变为第一、二、三产业占比分别为8.4%、37.8%、53.8%，基本具备现代产业结构形态。

西藏经济水平已经“碾压”邻国

与在旧西藏享有特权的印度、尼泊尔两国相比，更加凸显65年来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成就之大。因为这两个国家地理条件均大大优于西藏，特别是印度“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而且在独立之初继承了英国殖民政府在西藏攫取的众多特权。

晚清和民国时期，英属印度殖民地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国。在《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一书中，我详细整理计算，当时印度主要工业品产量、产业结构、人均GDP等指标普遍高于中国50%以上，甚至接近10倍。而且，印度卢比从晚清时起成为包括整个西藏在内的西南广大地区事实上的本位货币，内地商人赴藏经商要先把自己携带的袁大头、法币等兑换为印度卢比。

直至1954年，中国收回了当初英国攫取的在藏全方位政治、经济、军事特权。1957年，新中国在藏区推行人民币，印度卢比彻底退出中国内地市场，中国方才从印度手里收复了西南金融主权。

即使尼泊尔，旧西藏噶厦政府每年也要向它进贡五万卢比，尼泊尔在西藏各地派遣常驻代表，享受外交待遇且经常干涉藏内事务，尼泊尔在藏侨民享有治外法权和多种经济特权。

随着国家腾飞，西藏人均收入和居民生活水平已经大幅度反超所有邻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西藏“碾压”邻国的优势显而易见；在人均收入方面，2022年，西藏人均GDP为58438元，按当年人民币平均汇价折算合8688美元，相当于同年印度人均GDP的3.63倍、尼泊尔人均GDP的6.42倍。

甚至西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也都大大超过了印度和尼泊尔两国的人均GDP：2022年，西藏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674.8元，折合3966美元，比同年印度人均GDP高66%，比尼泊尔人均GDP高193%；人均消费支出15885.6元，折合2362美元，与同年印度人均GDP相当，比尼泊尔人均GDP高74%。

全面彻底融入全国统一市场

西藏发展建立在持续的超强力度转移支付之上，在完成经济社会跨越千年的发展之后，西藏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日益强调增强经济内在自我滚动发展的“造血”机能。就总体而言，西藏等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享受的财政经济转移支付可划分为4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中央财政对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财政的直接转移支付，大致可以体现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本级财政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

第二个层次是东部、中部省市对地级及以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对口援助；

第三个层次是央企以大大低于内地市场，甚至成本的价格向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提供货物和服务，特别是能源、电信等基础物资和服务。

第四个层次是内地地方政府为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迁往内地集中聚居的少数民族群众而额外支付的财政成本。

就第一个层次而言，自1951年和平解放至今所有年份，西藏本级财政收支均为赤字，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弥补缺口，其支出收入比（本级财政支出/本级财政收入×100%）指标在1989~1991年内达到顶峰，最高达到8514%（1989年），亦即这一年里西藏本级财政支出为收入的85.14倍。2017年起下降至1000%以下，新冠疫情后有所提高，2022年为1443%。

就第二个层次而言，根据国务院新闻办2021年发布的《西藏和平解放与繁荣发展》白皮书，1994~2020年，对口援藏省市、中央国家机关及中央企业分9批共支援西藏经济社会建设项目6330个，总投资527亿元；按第七次人口普查西藏人口364.81万计算，平均每576名西藏居民一个对口援助项目，平均每个西藏居民享受对口援藏项目投资1.44万元。

自然环境决定了在可预见未来不宜指望西藏本级财政收支自给，但长期超强力度转移支付势必造成一系列副作用，甚至消除受援地经济产业自我发展内在动力。通货膨胀本质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长期超强力度无偿援助必然人为抬高受援地要素成本，从而损害当地产业竞争力。有鉴于此，在继续保持相当力度对藏转移支付的基础上，从中央到西藏地方各级有关部门，都需要把更多精力投入改善西藏营商环境，招徕内地投资者和劳动者，固本培元增强西藏经济产业内生发展动力。

在发展战略上，与其他边疆省份一样，西藏固然要充分发掘与毗邻国家经贸的潜力，但首要任务应是全面彻底融入全国统一市场，在开拓省外经贸时坚持内贸为主、内外贸统筹的发展方针，这是所有边疆省份经济立足之基。

之所以如此，最根本原因是周边国家经济体量、宏观经济稳定性与中国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再加上基础设施、社会治理的断层式落差，沿边省份倘若忽视内地市场而在劣质外部市场上投入过多资源，实属舍本逐末。即使是印度这样经济规模较大、发展较快并为人看好的邻国，即使不考虑中印关系的磕磕绊绊，鉴于中印边境交通不便且远离我国经济中心，除少数边境地区之外，其绝大部分地区开展对华贸易时取道海路也远比取道西藏便利。

从更长历史背景上考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幅度领先于周边国家的断层式落差格局是千百年来的历史常态，近代以来一度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常态，现在大部分已经回归历史常态，完全回归并持续巩固历史常态只是时间问题。正因为如此，从边疆省份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看，更需要强调首先全面彻底融入全国统一市场和内贸为主、内外贸统筹。

因地制宜发展西藏特色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对西藏不仅有经济利益，也有政治利益。在对外贸易中，我国经济相对于邻国的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展示，西藏居民一方面可以从中获得经济机会；另一方面会因切身体会到国家的富强而潜移默化地感到荣耀，增强国家认同。而西藏对外经贸发展需顺应本地客观条件，因地制宜，开拓特色发展道路。

根据贸易伙伴差别，可将西藏对外贸易划分为边境贸易和远洋贸易两部分，前者指对邻国贸易，后者指对非邻国贸易，两类贸易商品结构不同。西藏本地产品中占优势的首先是有西藏特色的初级产品，其次是价值较高的绿色食品、药材等。总体而言，初级产品市场需求较为有限，不可能与制成品相比；价值较高的绿色食品、药材更符合发达地区或新兴工业化地区居民的需求，贫困落后地区居民不会消费这类商品。有鉴于此，西藏边境贸易出口商品应以转口内地制成品为主，因为西藏边境贸易潜力较大的贸易伙伴经济不发达，居民生活水平较低，在各类进口商品中对廉价低档制成品的需求量最大，而这并非西藏优势所在。相反，西藏远洋贸易出口商品只能以本地产品为主，这一方面是因为远洋贸易伙伴对华贸易无须通过西藏中转，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西藏出产的绿色食品、药材和特色手工品能够在相对发达的远洋贸易伙伴国找到需求。

由于边境贸易占西藏出口较大份额，西藏出口必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转口贸易的特征。多年来，西藏外贸企业组织的出口多数来自区外（或者说是组织内地货物出口），进口多数流向区外。有鉴于此，青藏铁路及配套交通体系不断完善，以及未来川藏铁路建成运营，将进一步便利内地货物通过西藏对南亚邻国出口，便利内地企业将西藏作为开展对喜马拉雅邻国经贸的支撑基地。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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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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