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初，一所山东的普通大学——鲁东大学文学院1801班师生撰写的《班史》引发学界和媒体的关注。
“世人在庆贺北大、清华等名校高歌猛进的同时，最好也能关切一下那些 ‘双非’ ‘二本’高校的艰难处境。经费短缺是一大缺憾，更要命的，还是社会偏见与就业歧视，由此导致了让无数教育界人士扼腕的 ‘一考定终身’ 。这不是一个好局面，但暂时找不到比‘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更合适的制度设计；我们能做的，只是为非名校的大学生加油。”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在此书的序言中如此写道。
作为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有三十多年大学教育的“跨界”研究经验。在近日出版的24卷《陈平原文集》中，共有5卷、9本著作与“大学教育”相关，包括 “大学五书”〔《老北大的故事》(1998年)、《大学何为》（2006年）、《大学有精神》（2009年）、《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2015年）、《大学新语》（2016年）〕，以及《文学如何教育》《花开叶落中文系》《怀想中大》《大学小言》。
在《陈平原文集》出版暨现代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上，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冯远介绍称，自2015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以来，近十年间，陈平原教授积极参加社会调研，不断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建言献策。他对高等教育的长期关注，兼及中国大学的精神与制度、理想与现实。借助中央文史馆这一平台，他开展大学调研，撰写教育建议。
“陈平原教授谈中国高等教育，不只是关注金字塔尖的一两所大学，他更关注地方大学、中西部大学、非211大学。在2015年就任中央文史馆馆员之初，他就多次提议扩展211工程，用增量的办法解决大学之间的发展差距，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高校。”冯远说。
近日，第一财经记者就当代大学教育相关话题专访了陈平原教授。
“大学”是什么，能做什么
第一财经：作为中文系文学教授，你对大学教育有三十多年的“跨界”研究经验。关于当代大学教育，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陈平原：这个学期我在北大主持一门课程，即大学研究。这门课程我讲得比较多，同时，我还邀请了中文系和教育学院的几位教师合作，面向全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以前我开过类似的课程，但主要针对中文系的研究生。这是第一次面向全校开课，而且是6个教授联合开这门课。我希望长期开下去。
为什么这么做？理由是，在大学里，不仅是学专业知识，而且必须对传授知识的这个大学，包括它的制度和文化有所了解。
希望我们的大学研究兼及历史和现实——不只是讲大学史，也讲当下中国大学的得失利弊。我们必须直面这些。此外，不仅讲中国大学，还讲国外的；不仅讲当代大学，而且讲古代教育史。我们的主要思路就是，把人文和社科结合在一起。
我们今天谈教育，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角度和方法）是不一样的。社会科学专家更多的是做对策研究、申请课题、解决各种各样具体的问题。人文学者会带有较宏大的视野和文化关怀，可能会比较“虚”，不像社会科学学者画一堆数据图表。因为这两者各有其长处，我才会说，请记得今天的教育，必须重新回到兼及人文和社科。
今天各大学的教育学院，基本都在社会科学部或者教育学部。他们的研究方法、评价标准、申请课题、使用经费、做社会调查等，都是社会科学部的。相对来说，文史哲、艺术、考古等专业学者谈教育，会有他们的局限性。
比如我，虽然出了那么多书，但绝大部分的文章是面向社会公众的，只有偶尔几篇刊发在教育类的专业学报。一般来说，我是希望面对公众讨论大学教育话题，而不是具体的，比如教育制度、行政管理、教育经济等。
因此，我的“跨界”研究想促成的就是人文和社科的重新融合，共同讨论教育问题。我们的课程，社会教育学院的教师、学生也会来听。因为他们想了解人文学者（怎么思考大学问题）。
其实，在社会公众层面，人文学者的声音比教育专家的声音还大。但从政府的角度看，教育专家是专业做教育的，对策方面他们产生了主要的影响。
第一财经：就是人文学者和教育专家对“教育对策”的影响有点割裂，对吗？
陈平原：对。现在我们希望重新把两者整合在一起。大学必须做这个事情。
第一财经：你在《大学何为》的自序中提到，会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能做些什么。那么，在“名校”情结越来越重的当下，你认为“大学”是什么、有什么、能做什么？
陈平原：首先，中国名校在最近20年的发展，可以说是“上规模、上档次、上排名”，即整个发展规模比以前要大很多，硬件越来越好，在国际排名上已经相当可观。这是20年前的我没办法看见的，40年前更是不可能看见的。这与整个经济发展相关，同时整个蛋糕更多地切给名校。
其次，名校的突飞猛进与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一方面导致名校崇拜；另一方面是“双非大学”（指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学生和老师们的困境。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两极分化，比我们读书的时候要严重得多。一些是历史的原因，有一些是地方经济的困境。这个只能靠调整来逐渐弥补。
名校或者非名校的界定，很大程度上是看科研产出，例如论文、专利、获奖等，即看重的是科技、人文的学术成果。
但是，学校更重要的功能应该是培养人。相对来说，名校崇拜和向名校倾斜的政策中，培养人的因素相对忽略了。 “双非大学”的学生做得很好，但是出路、就业会有问题。今天很多单位录取的时候特别看重第一学历，研究生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接下来要看本科是哪个学校的。
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假如你是企业主管， 招聘的时候，并没有更多的资料让你了解求职者，只能靠毕业学校来判断。这跟就业环境有直接关系。
在这样的现实处境中，回到“大学是什么、有什么、能做什么”的话题，我想说的是，名校崇拜会导致畸形的科研产出，相对忽略了大学培养人的功能。现在名牌大学里学生们的健康成长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越是好的大学，内卷压力越大，学生的精神状态不好，读书读得很不愉快。今天的学生们真的是很苦。他们经常告诉我，私下里会哭。连北大的学生都会这么卷、这么苦，可以想象很多大学是什么情况。
这是一个压力传递的链条。学校希望赶快产出成果，于是不断强调、不断奖励，希望你在大学、在研究生、在博士阶段，在年轻教师阶段，赶快出成果。因为这对大学排名有用。这样，压力一步步传递的结果就是，大学阶段呈现非常苦闷或者是没有光彩的人生状态。人的精神发展会受到挫伤。
今天的大学必须重新关注人，重新关注教书育人。从前，教书育人很容易被认为是中小学的功能，其实大学也必须有这个功能。让年轻人更健康、幸福、完美地念完大学。在大学阶段，不要有“不必要的、过度的压力”。
谈“大学是什么、有什么、做些什么”，还必须考虑一个“很大的话题”（以后有时间必须重新谈），即人工智能时代，学校怎么办。
面对新技术，整个教育观念、培养方案都该发生变化，要做大规模的调整。在这个变化中，更强调培养人，强调心智的完善、精神的健康，以及我说的幸福阅读。因为，很多以前我们觉得了不起的知识，已经不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认真学习了。我们这种苦读出来的培训模式，学习规模、评判学生的标准等，都会发生变化。这个问题更应该好好讨论。
第一财经：人的培养跟我自己获取的知识没有必然联系吗？
陈平原：有联系。不过，我的意思是，今天学校很多知识，其实需要减少。学术知识的发展越来越广泛，给学生的压力越来越大，需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但现在接触的很多具体的知识，比如你们背的好多东西，可能以后就不必要了。很多东西现在还无法想象，但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这些话题会越来越提上台面。我曾经说过，未来“无所事事”可能将是一个很大的痛苦。总之，人的精神和心理的问题，这些没办法完全靠技术解决的问题，反而是教育应当承担的重要话题。
名校与“双非”大学
第一财经：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从官员到学界到大众，“接轨说”成为大学治理的主流话题。彼时，陈老师转而呼吁：“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近两年陈老师提出“重构高等教育的内循环与外循环”，这两者是否有相通的思考？
陈平原：这其实是两个话题。前者是主动纠偏。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全面向美国的教育学习，出现一些偏向。当时强调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是一个主动纠偏。
后面这个话题——重构高等教育的内循环与外循环，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被动调整。首先基于一个基本的判断，即外部世界变了。现在到美国去留学的学生很难申请奖学金，很多专业也有限制。
因此，我提出，摆脱名牌大学的崇拜。所谓头部大学或者说一流大学，某种意义是排名出来的，排名看的是综合实力。我会强调向更多有前景的、具体专业做得好的非头部大学学习。此外，就是中国大学内部的调整。
第一财经：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民办高等教育学校762所（本科层次院校412所、专科层次350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比例超过四分之一；民办高校在校生近900万人，占全国本专科院校在校生的比例为四分之一。陈老师曾写过《民办大学的崛起》，当年这一组数据还是：民办大学239所，其中专科层次214所，本科层次25所。近20年，民办大学发展得如何？民办大学对中国的大学体制以及思想文化状态有了什么改变吗？
陈平原：民办大学占比达到1/4，当初也差不多。这个很值得关注。民办大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分支，早年叫独立学院。所谓独立学院，就是名牌大学里面借用民间资金，创办的学院。这类学院挂在名牌大学下面，但其实是民间资金，董事会经营。十多年前，开始要求独立学院转制，或者转为公立，或者完全单独成立大学。比如，中山大学里面有两个学院：南方学院和新华学院。南方学院几年前改为广州南方学院：新华学院也改为广州新华学院。
这些转制的学院，最近十几年对大学教育很重要，值得期待。但学院转制以后到底如何发展，仍待深入研究，也需要政府有意识地引导。如果这些转制的学院往前发展，会调整整个中国大学的结构。
民办大学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中外合作办学，起点应该比较高。我走访过苏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还有一些我没走访过，比如，上海纽约大学。这些学校收学费很高，硬件很好。这些也很值得期待。
但是，即便如此，这些对中国现有的大学体制还构不成挑战。
当初我的想象中，民办大学不仅要生存，而且对现有的大学体制会形成一种挑战，但暂时还没有实现，有点遗憾。
第一财经：十多年前，陈老师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一文中套用学者王国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的句式，称“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之后又在《作为大学精魂的诗歌》一文中称，在大楼、大师、经费、奖项之外，大学应该还得加上诗歌。这种“精魂”适用于所有大学吗？
陈平原：大学有不同的分类。比如，按学术水平分，有“985”“211”“双一流”和“双非”等；还有部属和地方划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分类，就是职业技术大学和普通型大学。职业技术大学的培养对象以及研究，更强调实用，与那些探索知识、比较玄虚的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不一样。大概是十几年前，我们开始要求所有的大学有清晰的定位，即职业技术大学与综合大学各自走不同的路。这个定位是明确的。
但因为一些标准，比如博士点建设，还是会影响到不少大学，大家会游移，会争这些。
说到大学的境界、大学的精魂是诗歌，一方面，不同类型的大学会有不同的定位。但另一方面，不管是哪一类大学，还是回到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大学必须回到教书育人。从这个角度说，“大学的境界、大学的精魂”照样是成立的。并且，越是职业型的大学，越是应该意识到人的重要性，不仅是追求科技成果。
第一财经：有名师才容易有这种大学精神吗？
陈平原：从理论上讲，不见得特别有名的学者就能在这方面做得好。鲁东大学文学院出版的《班史：一个大学班级的日常生活》，我写了一篇序。题目就是《为非名校的大学生加油》。我说， 受评价体系的牵引，方今名扬天下的巨型大学里，“文史哲”不再是关键学科。反而是在类似鲁东大学文学院这样的大学，文风鼎盛，不轻易被SCI（科学引文索引）或项目制压垮，一点都不令人惊讶。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不怎么受制于科研经费，故顶尖名校与普通高校的差距并非天差地别，只要师生肯用心用力，“双非”“二本”同样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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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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